双雪涛:作家都是独个儿的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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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王海鑫接到好友双雪涛从沈阳打来的电话。“辞职了”,对方长叹一声,好像终于解脱了。王海鑫心想,也许对他来说上班还是有所限制,说,辞了就辞了,加油吧。

  一个多月前,双雪涛电联在北京的王海鑫,犹豫自己要不要辞职。王海鑫有点意外,问:“有什么准备吗?”双雪涛说,自己在台湾拿了个奖,几家杂志、出版社也找自己约稿。“好像有些信心了”,但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在文学上走出条路来。王海鑫听罢,觉得还是兼职写作好,毕竟收入稳妥,好歹有条退路,辞职这事有赌博性质。

  双雪涛成了单位近年来唯一辞职的人。这是一家省级银行,双雪涛每天穿衬衫上班,红白喜事从未缺席。工作五年,双雪涛最怕的东西是闹铃,曾想象过外星人入侵地球,这样自己第二天就不用上班。辞职以后,双雪涛没心思想别的,只觉自己解放了——为了能好好写小说,必须得到最低限度的自由。

  2016年,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的出版让双雪涛走进大众视线,“迟来的大师”被印在腰封上,这句宣传语很快被媒体轮番引用。当年,另外两篇旧作得以先后出版,双雪涛一口气出了三本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给了双雪涛最具潜力新人奖。

  

  摄影:李锐嘉

  写作的快乐

  大众熟知的故事是:当同辈80后作家早已崭露头角、愈发成熟,甚至在写作上经历着转型,双雪涛还在银行当贷款经理;而到了2015年,一通来自人民大学的电话让双雪涛买了张火车票,从沈阳到人民大学读创意写作硕士,一脚踏进文学场。

  出版人王二若雅第一次看到“双雪涛”的名字,是《平原上的摩西》作者署名。此人文风冷峻,文学性不必说,人物塑造颇为丰满,故事、结构、语言各项能力没有短板,当代青年作家里,算是有辨识度的。一沟通,对方一口东北味普通话扑面而来。

  作家赵志明第一次见到双雪涛本人,是在朋友的家宴上。他眼中的双雪涛是当仁不让的“酒司令”,乐呵的时候嘴咧得很开,开玩笑的时候眼光在镜片后闪烁。编辑春明和双雪涛接触不多,总觉得那双镜片后的眼睛在观察着什么。

  2019年八月下旬,双雪涛新书《猎人》发布会,读者挤满会场,站在最后靠墙的男孩拿起话筒对双雪涛说:“你以前写的书我拿给我爸看,我爸用东北话说,哎哟我去,整挺好啊!以后这小子再出书你拿回来我瞅瞅。这回买了《猎人》给他,他说味儿不对了……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双雪涛点点头:“首先谢谢你和你爸,这个味变了形容得挺准确的,配方有点调整。”调转话头,“最大的难度其实是我要把这个小说要想清楚,小说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要)写什么,干什么。”

  《猎人》动笔两个多月前,双雪涛写作九年来第一次遇到作品“夭折”。此前,双雪涛设计了个让自己“特别得意”的结构,想写部长篇小说,写了七八个月,没达到自己的要求,只得停笔。

  这是双雪涛开始写作后停笔最久的日子。不动笔的时候,双雪涛喝酒聊天、踢球、看电影,或一个人骑自行车,到北京朝阳区酒仙桥附近叫驼房营的公园,看人蹲着下象棋。好友王海鑫说,双雪涛是个玩得尽情的人,常常踢球从下午踢到天黑,喝酒聊天能聊到后半夜困得睁不开眼。但这次,双雪涛想玩却无法放松,不动笔又感到手痒。终于在某天坐在桌前,打开电脑,想敲出点写作的快乐。

  小说名为《女儿》,是《猎人》的首篇,写的正是一个作家的精神世界。写法、结构都显出崭新的意味。结尾,双雪涛写道:“幸福,像洗澡水一样把我浸没。”

  第二天开始,双雪涛回到了写小说的生活,只是那种以前的写作习惯已经改换。以前,写小说像倚着车床等待成品,只要踏上履带,自己就往前走。现在愈发艰难,经常为一两个句子走来走去,觉得脑袋可以顶破房顶。

  十五个月过去,双雪涛写到第十一篇短篇小说《杨广义》,特别顺手,只剩一千五百字的时候压着没敢动笔,怕一写完快乐消失。硬着头皮睡了一晚,做梦也不踏实,一会儿梦见苹果,一会儿梦见橘子,不同水果出现好几种。第二天起床、冲茶、把烟摆好,写完最后一句话:“这么多年我吃了不少苹果,实话说,苹果是我最爱吃的水果,我一个也没有浪费过。”躺在床上,特别快乐。

  有豆瓣读者从中感受到巨大的“创作焦虑”——创作者被创作之物吞噬。双雪涛沉思几秒:“我觉得吞噬这个词不准确,因为投身写作这件事,不能用积极、消极来判断。”

  坐在文学市场的另一头,双雪涛像电影《花样年华》片尾的周慕云一样,只把自己的秘密都写进树洞,树洞里坐着读者。小说完成,又学周慕云拿块泥巴把洞封上,转身扎进人堆。“作家都是独个儿的那个人,虽然写的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这一点,双雪涛写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就记下了。

  一席演讲视频截图

  “飞一下”

  一年级开学,父母送双雪涛一个红本子,约两厘米厚,大小是双手掌的两倍。双雪涛在炕头方桌上写下一句话:今天我上学了。“学”字不会写,用拼音代替。双雪涛每天写一句话当做日记。等到小学语文老师嘱咐双雪涛把日记给自己看,双雪涛开始反复修改,看见名人名言就记下,甚至攒下饭钱买了不少作文选,使劲在作文里用,渴望老师把日记里的小作文给别的老师炫耀。

  一天,双雪涛看见几个陌生人走进邻居老李家,把老李按在灶台上,铐起双手。双雪涛随着人群围观,看见这些便衣警察在房上横梁找到大量现钞,被牛皮纸包成方块。那是1999年,老李正是沈阳38大案作案团伙中的一员。在过去数年的敏感时期,老李跟其他四个下岗工人组成作案团伙,开始抢劫先富起来的人,不留活口,当场打死。

  当晚,双雪涛的日记里没有老师爱看的小作文,这个十六岁的学生开始思考一个词:“个体”。双雪涛印象里,老李是个修车师傅,手艺极好,冬天总叼根烟、穿件破棉袄,坐在路边给别人粘车带。这晚过后,老李成了全国大案的嫌疑犯,一切真实地发生了。双雪涛模糊地想,按学校讲的宏观性、总结性的世界观,从老李身上似乎没法提炼出任何大道理。世界看似平滑运转,个体生活其中,里面的残酷、荒谬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学生时代,双雪涛规矩、懂事,在沈阳市最好的初中上学。家里没有电话和电视,父母仍省钱送他上书法班。双雪涛比同龄人敏感,但谈不上敏锐,常常白天好好听讲,晚上胡思乱想。于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失眠”,睡觉比考试还紧张。

  多年后,格非在新书发布会上说双雪涛在小说结尾总喜欢“飞一下”,调侃:“这小子是不是原来受过什么压抑?”双雪涛和全场观众一起大笑。

  双雪涛写过的最实际的飞行是人点燃自家造的热气球,在半夜飞出地面视线所及。这篇名为《飞行家》的短篇小说里,“二姑夫”李明奇从青年时代就梦想发明一种叫“飞行器”的装置,用技术改变现有的生活。90年代,李明奇从工厂下岗后,屡次创业失败。人到中年,一眼能望见衰老,又不肯认输。于是,在家附近的红旗广场,亲手点燃自己造的热气球,带着儿子坐上去。根据计划,飞到南美洲燃料耗尽,人跳下去,能重新投胎。

  李明奇综合了双雪涛老家人的几个原型。双雪涛的学生时代,正赶上时代骤变,下岗潮一个大浪拍过来,父辈的后半生少有顺遂。谈到这里,双雪涛盯着地面,抬头补充一句:“但又都还有点小理想,是吧?”

  双雪涛另一篇代表作《我的朋友安德烈》是写给同辈人小霍的。初三上学期,和双雪涛玩得最好的小霍成了学校最著名的人物。起因并不独特:一次考试,两人的另一好友小刘考了年级第一。教育局批文指示,第一名能报送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高中。那时,在同辈人眼里,“新加坡基本等于伊甸园”,正当哥仨一起高兴时,学校放榜了——小刘变成第二名。

  某天早上,小霍在校长室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文笔犀利,满篇“文革”词汇,宣告去新加坡的应该是小刘而不是别人。大字报被透明胶带糊了五层,校长和助理拿手抠两个小时没抠下来。而在头天晚上,小霍建议双雪涛一起找校长反映反映,双雪涛心想,我还要在学校混呢,说:“你可别折腾了。”第二天,小霍一人承担所有责任,小刘和双雪涛没给家里添负担。

  走出学校,双雪涛进了银行,身穿西装上班;小霍几乎被这张大字报拖累一生,一直穿初中校服。多年后,双雪涛在演讲里想念朋友,已经成了作家的他用文字描述道:“他用一种方式去对抗世界对他的打磨,但这个世界通过另一种残酷的方式把他抹平掉。

  成为作家之前,双雪涛的对抗大多封存在阅读过程中。初中午休,双雪涛、小刘和小霍三人结伴去图书馆消遣孤独。两位朋友研究宇宙科学,双雪涛独自翻看赵树理、孙犁、陈寅恪、费孝通……下午跑回去上课,中午看过的全忘,“继续做呆头呆脑的庸学生”。到了大学,双雪涛曾把十五本书摞在桌上,翻到杂文集《思维的乐趣》,作者署名王小波,心中一亮——这是自己想成为的人啊。成为王小波指望不大,于是继续随大流过日子。

  

  《朗读者》视频截图

  像小说家一样存在

  采访在理想国出版社一间书房进行,门长时间关着,双雪涛不时吸一吸过敏的鼻子,采访到一半,起身开门,室内空气让自己几乎窒息。直到记者讲了个自己经历的故事,双雪涛有点兴奋,语气像拉家常:“这是文学有意思的地方,这个东西打动我了,它也很有可能改换头面变成我的一部分。”说罢,感叹一句,“文学这个事儿,消磨时光,有意思。

  谈论文学本身让双雪涛打开了话匣子。他建议记者把这个鹦鹉的故事写进稿子,甚至开玩笑让记者把这个细节“免费”给自己,或许有一天能写进小说。“真挺好的,鹦鹉本身就有很多意味在里边。鹦鹉在西方文学有比较经典的象征意义,抛去这个,鹦鹉这个动物,色彩斑斓还学人说话,还能跟人吵架。具体意义我也讲不出来,但听起来就觉得它很有意思,好像是属于小说的。

  第一次认真写小说时,双雪涛被台湾的华文电影小说奖的奖金吸引。连写二十天,紧缩房门,光着膀子,在信纸上胡乱写各种词语,直到“名字”一词闪现,于是有了小说的第一句话:“我的名字叫默,这个名字是从萧朗那买的。”双雪涛觉得这是自己写过的最得意的开头,并把它追认为自己所有小说的开头。

  小说名为《飞》,拿到第一届台湾华文电影小说奖首奖。奖杯在包里放着,双雪涛走进台北的小巷,看见一家二手书店的玻璃上写着:在这样的时代,我没有饿死已经是万幸——殷海光。回到家,双雪涛在电脑里偷偷建了个了个文件夹,起名为“聋哑时代”。主人公的名字依然是“默”。双雪涛买了“中南海”备着,用一颗想在《收获》发表的心去写,第一次在小说上有了企图心。

  这年,双雪涛二十八岁,能喝小一斤白酒,跟客户吹牛从不觉得可耻。白天在银行上班,下班就写小说到夜里,第二天早上忘光,回家继续写,周六周日写两个白天。要写的故事关于自己的初中时代,要表达的已被自己压抑了十几年,“就像中了玄冥神掌,虽然没死,不过寒毒在身,时不时就要发作。写了六个月,抽掉一箱“中南海”,改了三稿,“标点也都花了心思”,瘦了五六斤。写完那天,双雪涛打开窗,发现路上的人都穿短袖,太阳酷烈,才意识到夏天来了。

  过了一年,《收获》的编辑打来电话,记下双雪涛的名字,说要保持联系。放下电话,双雪涛跑进公司浴室冲了个澡,唱了半小时歌,隔壁女浴室的人听得真切,以为公司进了疯子,纷纷走人。

  下一年,双雪涛递交了辞职申请。刚离职时,惧怕闹钟的双雪涛常常一觉睡到十一点。后来,怕自己睡傻,变成冬眠的狗熊,双雪涛开始定闹钟,像上班族一样作息。成名作《平原上的摩西》写了七稿以上,2014年四分之三的时间都给了它,最后一稿的时间是11月。写作过程像一场旷日持久而要求太多的恋爱,消耗掉所有耐心,但双雪涛“感觉到这段恋爱最重要的时刻还没有来临,有些值得铭记一生的话语还没有说出。后来,双雪涛搬到岳母家,每天早上坐十几站公交车回到书房写作,写到离筋疲力尽还差一点时,赶快收手。

  写小说是双雪涛一生中最具耐心的时刻,像小说家一样存在,而不是别的,是双雪涛唯一向往的虚荣。这份虚荣未必为父辈所理解,却也以自身的方式回应着父辈。

  三十岁时,还未出名的双雪涛在自己的婚礼前一口气写完短篇小说《大师》,给已故的父亲。父亲一生在象棋里自得其乐,“极聪明,也极傻”。故事完全虚构,只想把从父亲继承的东西写在纸上,表明决心:如果自己也能像他这样无声无息地活过,也不错。

  新作《心脏》里的“父亲”,是双雪涛写过的所有父亲里唯一不像自己父亲的角色:“父亲”从肉身里脱离出来,成了父辈的灵魂:他用一生重复一件事情,但在生命尽头,并不认为这件事情最有意义,但以此把生命填充得很致密。

  最后五百字,劲儿基本使得差不多,双雪涛写到快抽筋。他写道,小说里的“我”摆脱了父亲的负累,感到轻松,“失去了目标,伴随着自己心脏的跳动……很快睡着了”。双雪涛也摆脱了负累,他觉得,自己可以写更难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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