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架超载悲剧的背后:为何我们主动选择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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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高架桥是原来真的会垮下来的”
事故发生后,许多人都难以置信这个几乎是现代城市必备的高架桥,就会这么毫无预兆的塌了。 10月10日晚18时左右,江苏无锡321国道高架桥发生侧翻,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事发十一小时后,无锡官方发布称,经初步分析,上跨桥侧翻是运输车辆超载所致。突发的悲剧使网络一片哗然,人们在为逝者哀悼的同时,也纷纷对“谁该为这个忽然降临的悲剧负责”进行追问和讨论。事件发生3小时后网友在澎湃新闻消息下的评论 但随着媒体对事故原因和相关人物的背景挖掘的深入,我们慢慢意识到这场事故不仅仅是惩罚超载司机那么简单: 直接造成高架侧翻的超载货车就像一根线头, 背后牵出由物流公司、运输成本、货车司机、交通监管等多方因素编织成的巨大而又复杂的行业困境和社会问题。而对资本或者说经济利益的追逐驱动着这辆超载的大货车不断上路,我们难以将悲剧简单的直接归罪于其中任何一方。 这种感觉就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因此,不少网友称对这件事最大的感受是无力感

  无锡321国道高架桥侧翻救援现场,图片来源于新京报

  为何超载司机、要求超载的物流公司即使意识到了风险,也仍愿意赌上生命,成为被资本驱赶的“亡命之徒”?为何我们意识到了风险却长久以来一直与风险共存?我们是否可以打破“无能为力”的困境,找到避免悲剧发生的良药?知著君想从这些问题开始,探讨我们还能从这场悲剧中思考些什么。被低估的风险: 超载,一座未喷发的火山 时至今日,据事故发生已经过去5日。知著君发现,在对货车司机群体的众多报道中,不少司机不约而同表达出“百吨王(经非法改装可装载百吨的货车)的刹车距离让人怕呀”、 “我也知道危险”类似的话。 同时,,在很久以前也有人发文提醒过高架的安全问题,甚至有网友翻出了知乎上很早就有的“如何辨认和躲避超载大货车”的话题。这些 其实都向我们彰显了一个事实:我们早知道超载的存在,并且知道它有危险。如果将超载比作一场每天都会上演的赌博游戏,那么为何一方面我们感知到了风险,另一方面我们却愿意进入赌局,选择超载、纵容超载或者对超载熟视无睹?这背后很可能是幸存者偏差让我们将“赌输”的风险低估了。

  “幸存者偏差“起源于二战时期

  统计学教授沃德对飞机薄弱点的论断

  
在幸存者偏差理论中,由于未能幸存者往往在事件中处于弱势地位,不能或者很少能发出声音,所以 我们往往倾向于认同“幸存者”的经验而非“未能幸存者”的经验。“挣足够的钱——然后转业”这种在货车司机之间普遍存在的心态的前提,实则就是对“在转业之前不会发生事故”的侥幸的判断。虽然专家学者、法律条文都在告诉我们超载会带来刹车距离变长、破坏公路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条件下就会酿成危险。但在生活中,由于超载行为并不会百分之百导致交通事故,不是一个必然事件,所以当我们看到一辆超载汽车安全归来的时候,就会心存侥幸,认为风险发生的几率是很小的。现行货车超载认定标准
而那些发生不幸结局的人,虽然我们从媒体中可以看到相关的报道和提醒,但是只要事件未曾发生在自己身边,那么久而久之,“不幸”就变成“他人”的事,是小概率的“例外”,反而助长了“幸存”的信心。最后的结果就是,当超载成为一种行业普遍现象,“幸存者偏差”带来的结果就越来越具有说服力,人们也就越来越愿意冒风险。同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对风险认知的偏差还会造成更广泛意义上的风险低估, 增加 了拒绝风险的道德压力。 比如当一位货车司机因害怕风险而拒绝超载时,他很有可能会面对“别人都没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偏偏你发生了? ”这样的指责。2016年载重货车道路交通事故中 有80%以上是由于超限超载运输引起
但赌博终究是赌博,风险从来不会因为祈祷而不发生。 在中一位物流从业者评论不要命的超载时称:“像他们这样搞,出事是早晚的”。的确,随着超载行为发生的越多,风险发生的概率也会越来越趋向于真实的数据。因此无锡高架桥的倾覆,不是偶然的悲剧,而是风险行为下必然的结果,唯一不确定的不过是到来的时间问题。 向侥幸妥协: 一个古老的价值选择题 不论是对资本的追逐,还是对风险的低估,我们心中总怀有对“运气”任性的信任,这种“任性”实则是向侥幸的妥协。如果从价值论的观点出发,每一次妥协都是进行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的结果。

  10日事故发生后,苏州连夜严查超限超载

  在无锡高架桥侧翻的事故中,在拥有风险共识的前提下,物流公司向侥幸妥协,选择了经济价值更高的超载;超载司机向侥幸妥协,选择了现在可见的收获而不是不可见的未来;管理部门也向侥幸妥协,选择了更为省事的监管方式;行人也向侥幸妥协,选择了对其他环节的依赖,以及对未与自己相关的漠视。 最终,每一个“侥幸”环环相搭,这一副搭建在“不确定”上的骨诺米牌,当我们都选择了经济利益,选择了眼前可见的当下,而没有选择长远的、未曾看到的未来的时候,最终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幸存者偏差的相信,实际上也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崇扬,背后潜伏着一套胜利者哲学。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当一个打破规则的人出现,并且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时,很多人会被迫裹挟入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循环之中。 被漠视的风险: 适应下的“麻木“与“信任” 请回想一个我们十分常见的场景:当我们在街头看到一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快速从你身边穿行在车流之中,我们会作何反应?
我们可能会因为他不遵守交通规则而低声叹气,也可能会因担心被他碰到而生气,还可能想到即使提醒也没用而选择沉默,仅仅只是看着他走远,但我们很少会直接联想到车损人亡的画面。 实际上,据上海交警统计,上海市2017年上半年外卖配送行业发生交通事故76起,平均每2.5天有1名外卖员伤亡。此类交通事故显然可以看作是一种高风险的社会现象,可我们为何对此并没有太大的感知?行业的营收方式使许多 骑手不惜违反交通规则来节省时间答案可能是我们生活中蛰伏的风险实在太多了。小到乘坐飞机、火车等交通工具出行具有交通事故的风险,大到全球变暖、生态破坏、核危机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风险未来。这些风险我们无法预估,也无法完全掌控,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被乌尔里希·贝克称之为“风险社会”中,我们面临的主要风险主来自于由人类活动自身,因此只要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之中,我们就需要坐飞机、进行工业生产,那么风险就不断会产生。 当“切尔诺贝利”无所不在,风险成为了现代社会的底色,且无法回避它们。

  

  2019年HBO出品了基于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改编的美剧
而当风险无法回拨,我们只能降低对风险的感知度,并同时选择“信任”。比如我们相信政治家会尽量避免战争,相信在路边散步时汽车不会突然脱离路线把我们撞到。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大致忽略那令人失望的可能性,我们就得生活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即使风险本身是可以被估算的,但是在世俗环境中,可能性低但后果严重的风险,有助于滋生一种“运气感”,这样的运气感可以减轻我们负载的重担,风险就被“相信好运”替代了。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开始习惯风险,甚至对它感到麻木。重新审视“高架桥原来也会塌”感叹的背后,就蕴含着对社会预防超载发生风险机制的抽象信任以及对超载风险的麻木。 如果对于悲剧的亲历者而言,对风险的低估是酿成悲剧的成因,那么作为站在门外的旁观者的我们,对社会系统中的“他人”过于信任,对社会中的风险过于麻木和漠视,也是组成“骆驼身上稻草中的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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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一种现实情境:即使一个人做出了可以避免风险的选择,也未必能阻止风险其他参与方的行为。作为旁观者能起到的作用似乎更渺小。 美国社会学家伊维塔·泽鲁巴用“房间里的大象”比喻对于某些显而易见的事实,集体保持沉默的社会现象,将其将之称为合谋性沉默,在这种沉默中,个体很容易产生无力感。但知著君认为,无力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力过后对风险的漠视与麻木。因为发声不但需要勇气,而且意味着承担。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中风险永远不会消失,但是可以降到最低。 这或许可以提醒我们,也许我们永远不能消灭风险,但我们可以让风险不演变成为悲剧。再也没有什么“他人”存在了: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置身事外。而可行的方法就是每个人的积极的行动,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小男孩一样。
参考资料:

  澎湃新闻《无锡桥面侧翻事故背后的致命超载》

  三联生活周刊《致命的超载:无锡高架桥倾覆背后》

  Vista看天下《无锡垮桥:一个超负荷的钢材城和一座桥梁的“猝死”》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常江.互联网与幸存者偏差[J].青年记者,2019(19):92.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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